在新中国开国将领中，担任过大军区政委超过二十年的并不多，和一些人并列的是许世友、杨得志、韩先楚、陈锡联等几位。可是谁担任大军区政委超过二十年呢？答案很鲜明：只有一个人，那就是兰州军区（原 Northwest Military Region，西北军区）时任政委冼恒汉。
冼恒汉的军队资历并不算突出。新中国成立前，他只是担任过1军政治部主任和副政委。解放后，随着西北军区的老将陆续调离，他被从军政委的岗位提拔为西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、再任主任。1955年，西北军区改为兰州军区后，他直接担任军区第二政委，负责主持军区的日常工作。第一政委则由甘肃省委第一书记汪锋兼任。
1952年，冼恒汉被评为正军级，1955年升授中将，成为第一批达到“大军区正职”的中将之一。1967年，中央在“支左”运动中调动军事力量，他不仅继续承担军区的工作，还兼任甘肃革委会主任、第一书记，成为军区和地方党政军的一把手。
展开剩余56%1977年，他担任大军区政委达22年，且在地方上的领导岗位也达10年之久，但最终被免职。原因是涉及“支左”工作中的问题。上级在决定免职时，想要对他进行调动，可能把他安置到其他大军区单位任职；但考虑到当时的政治环境，还是让他“动一动”为好。
冼恒汉认为，自己之所以被处理，是因为在处理兰州铁路局问题时方式方法不妥，造成了某种影响。他坚称自己是奉命行事，属于认识上的分歧与执行上的问题，并不承认其他“帽子”。他也同意被免职、调离原单位的决定。还有一个原因，是与军区司令之间关系长期紧张，曾经请求调离但未被同意。如今有这个机会，他觉得主动调整比较好。
此后，他留在北京等待新职务安排，五年没有消息。1982年，兰州军区主要领导请他回去解决过去的问题，算是给了一个结论。他还征求过老首长王震以及战友余秋里的意见，二人认为时隔五年，应该已经没有问题。
回到兰州后，他才发现事情并非自己设想的那样顺利。被扣上“帽子”后身心都遭受打击，甚至因心梗入院。出院后才得知自己已被退出现役，按正师待遇离休，但随之而来的病情反复，最终仍需在医院长期治疗。
冼恒汉晚年写过回忆录，面对诸多质疑多次申诉。虽然党籍得以恢复，但他在军衔待遇上的差距始终存在——从师级被降为正军级待遇，离当年担任大军区正职的高度相差甚远，结论也没有改变。他曾感到些许后悔：如果没有介入地方工作，若一直留在军队，可能就不会有如今的结果。最终，他带着遗憾走完了人生。
这段经历，折射出那个特殊时期个人命运与政治风向紧密纠缠的现实，也让人看到“一个军事-政治一把手”的权力、责任与风险，如何在风云变幻的年代里留下深刻的历史印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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